摘要：欢迎关注国企改革先锋号：混改风云

文|刘斌（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知本咨询首席国企改革专家）

编辑|亿亿

9月11日，中央召开“科学家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与多位各领域的科学家进行深入交流，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座谈会，更不是一个随意的讲话，个人认为，这是在十四五规划关键当口，国家针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问题，进行讨论、部署和动员的关键会议，也是在政策层、体系层、实践层安排未来中长期科技创新工作的战略会议。

会议令人鼓舞，内容发人深思。

核心是思考。我们国家要推进创新型社会建设，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广大国有企业，应该如何根据科学家座谈会的重要工作部署，确认和落地自己主责、本业、自身的科技创新责任？应该怎么样在国家整体创新战略体系中，做好自己的技术创新工作，在关键处发力、在经络处入针？

我也做了一点肤浅的思考，给国企朋友们摆摆龙门阵，好则用之，差则笑之。

总体来看，在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六大领域，国有企业都能大有可为，都必须有所作为！

我们一个一个谈。

1、国有企业天然是科技研发需求导向的市场端

解决好科技创新研究的需求导向，是国家政策的要求，也是科技成果顺利转化为社会实践的要求。但是，在我们接触的科技创新领域，是不是科研工作都从这个根本要求出发呢？不一定。现实中，一些研究是从发表论文出发，是从职称评审出发，是从争取经费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市场和长期需求出发的。

那怎么办？如何解决高校院所的一些教授、科研人员的需求导向不清晰问题呢？个人认为，广大国有企业可以在这个指挥棒效应中起到重要的参与和支撑作用。

有两个直接的办法：

第一，鼓励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骨干集团性公司，更多更大范围的在本行业领域、本专业体系内和更广泛的高校、院所进行横向研发技术合作，通过研究课题等形式，直接成为研究机构的客户。

由于企业直接面对市场需求，能够更加清晰的获得需求导向的信息，作为课题的委托方和研究资金的提供方，可以推动和引导科研成果向有效需求靠近。据我了解，目前国有企业不同程度都和一些高校机构有合作关系，但多数横向合作不紧密，课题和资金投入规模不大，还在试水期，建议国家制定政策大力支持校企横向深度合作，同时对于这样的课题经费和研究成果可以视同国家纵向课题，制定税收减免优惠政策，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全力投入和参加。

第二，通过专门的机制，参与国家自然基金、社科基金以及高校院所的科研立项，提出需求建议。

国家多年来在科技经费投入方面持续增加，每年都会从多个通道拨付大量的研究资金来支持基础性和应用型研究，付出了持续性努力。那么，如何让这些经费真正实现需求导向，而不是论文导向、职称导向所误导，打通高校教授专家的书房和经济社会实践的广场之间的隔墙？

我个人建议，可以建立“企业出题，科研作答，政府买单”的国家科研立项新模式。企业出题，是指每年国有大型企业都要参与各个国家重要领域的科研攻关和科技研发立项工作，从需求角度给出建议。并且对于立项申报评审阶段的科研课题，企业专家应该更多更深入的参与并发表意见和建议。科研作答，是指广大科学工作者根据更多企业提出的方向进行更有需求导向的研究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强化与社会实践、市场需求的互动沟通。政府买单，是指这些有企业参与立项和评审的科研课题，依然是政府科技经费支持的项目，统一按照纵向课题管理。

2、国企主动参与开放型科研网络

“要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怎么做？怎么落地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

我看有三个方面可以发力：

首先是进一步加强企业为中心组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等核心科技组织，使其成为科研攻关的总堡垒。目前已经成立几百个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已经有一批以行业骨干国有企业为基础组织的，并且在企业当中有不少院士级专家，我们需要把这些科技创新核心节点集中加强，并且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建设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的数量和规模，做强做优，做出影响力。

其次是扩大企业出资为主体，市场化运作为导向的各类科技创新资本平台，特别是大力加强硬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产业基金力量，2016年成立的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总规模2000亿元人民币，开创了国有科技风险投资的新高地，不过从全国范围看，能够长期专业深耕硬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资本规模仍然与市场需求有较大差距。市场呼唤更多的国有企业单独或者联合成立本领域的科技创新资本平台，为打通科技研发的经脉创造条件。

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科技投资相比其他股权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本身就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国外的风险投资资本，很多是按照“广种薄收”的不对称投资回报来获得整体收益的，所以对于国有资本出资科技类风险投资，无法简单按照每个投资项目都讲求评价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来要求考核，需要更大幅度的增强容错免责的空间，比如按照基金的整体投资回报水平来整体考核激励，以鼓励科技投资和技术孵化。

再次是把已经成为企业的那部分转制科研院所充分利用和动员起来，发挥它们在科技研究方面的历史基础，以及与国有企业结合紧密的独特优势，打造一支特种部队。

1999年，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将242家国家局所属科研院所转制为企业，2017年，国防科工局启动41家军工科研院所转制。这些科研院所，有不少已经成为各家国有企业集团的下属单位，正好可以在相关领域发挥最大的价值。从政策的角度，可以继续按照纵向科技管理的程序承担国家创新和技术攻关项目；从企业的角度，强化转制院所的科研平台属性，弱化其短期经营业绩压力，推动这些机构能够发挥战略性高价值。转制科研院所，完全可以成为纵向课题引领、市场导向推动，作为企业应用和高校基础研究的牢固结合部。

3、国企要有效参与基础研究

“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首先是国家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同时要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适当形式加大支持，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扩大资金来源，形成持续稳定投入机制。对开展基础研究有成效的科研单位和企业，要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必要政策支持”。这是讲话中对于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定位。

政策定位很清楚，基础研究主要由国家财政负责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广大国有企业，特别是骨干企业要全程介入、全周期支持。

就此，个人建议，国有骨干企业要持之以恒支持、支撑本行业领域对应的基础研究高校和科研机构，方法可以通过建立企业发起的公益性专项基础研究基金形式，推动该类基金作为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有效补充之一，特别是用来直接资助基础研究项目。

具体方式，可以通过进一步丰富和强化双一流大学基金会，更多设立企业专项基金的模式开展。据统计，2018年，我国首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金会筹资额就达到了70亿元规模，公益资金超过40亿元，净资产超过300亿元，说明高校基金会的运作已经有了良好的开始，但是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大部分高校的社会筹资能力还有广阔的提升空间，需要解决规模小、增值慢、渠道窄、规范弱等问题。我想，这个领域正好是国有企业强化对基础研究支持的发力点和共建平台。

另外，为了让大学的基础研究可以长期吸引到最优秀的学生进行学习和研究，减少这些基础专业青年人才在就业方面的后顾之忧，国有企业可以制定政策，优先吸引基础研究专业毕业生加盟，给这些学生更加良好和稳定的职业预期，以提升基础研究队伍的水平。同时，具备一定条件的国有企业，可以在本企业研究院等科研体系内增强应用基础研究的专业力量，用好基础研究人才，有效打通研究到应用的各个技术环节。

4、建设国企科技创新“三支队伍”

人才工作是科技创新最核心的工作之一，如何建设企业科技人才队伍，我认为关键是解决好“三支人才队伍”建设的难题。

第一支人才队伍，是各个企业、各个技术领域都需要的“领头雁”。这样的人才本身就是稀缺资源，最大的工作是去找、去挖、去争。国有企业要积极的在全球范围寻找、补充技术领军人物，通过猎头企业和他们取得联系，积极争取加盟。同时，企业要全面建立“首席科学家”制度，打破职数、职称、岗位通道的框框，配套良好发展环境。首席科学家制度是一个经过证明行之有效，同时能够充分帮助这些领军人才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和自身能动性，在人员配置、财务资金、科研方向上给予充分的自主权。

第二支人才队伍，是企业骨干技术队伍，他们是企业技术发展的中坚力量。骨干技术队伍的培养，企业需要做好专业发展规划，配套优化岗位发展通道，通过三到五年的努力构建一个相对合理的人才队伍结构，同时还要持续优化配置。

大力发展骨干技术队伍，还要在企业内部文化氛围中提倡奋斗者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奋斗者，是企业技术研发体系内部，那些“干得多、拿得少、肯奉献、能吃苦”的优秀成员，这样的精神需要激发，这样的科技人员需要得到奖赏。同时，大力推动科学家精神的落地，习总书记将其总结为，“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企业骨干技术队伍的形成，还要依靠组建强有力的基层创新“铁三角”队伍。所谓“铁三角”，是指包括技术、项目、市场三个功能的技术创新单元。华为公司的创新实践，生动的说明来自企业的技术推动，往往是依靠这些基层单位，依靠三种功能的合力来实现的。

第三支人才队伍，是持续发展青年后备技术队伍。当今很多技术领域的迭代升级，一方面是依靠研究人员的长期积累沉淀，另一方面是依靠青年人才的灵感和智慧。科技创新和成才的过程不再是依靠时间、资历，很多青年人才如果得到良好的空间和环境，能够迸发高能量。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青年后备技术队伍的培养，需要几个方面同时发力。

从人才引进来说，在十四五期间和未来十年内，我们都要认识到国家正处于急缺科技人才的时期，所以需要适当扩大这个方向的企业人员编制规模，吸引更多专业学生和青年技术骨干，从而可以优中选优，即使有适度冗余，也是必要的。管理人员要精简，技术人才要丰富。

从人才价值创造来说，国有企业除了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条件外，更应该给青年技术人员提供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同时配置创业空间、内部创业项目等施展能力的组织平台，配套提供多种风险投资资本和市场对接平台，鼓励青年技术人员成为创业家，大力推动国企的科技孵化工作走向深入。

5、深化激活国企科技创新机制

激发科技人才活力，是推动国企科技创新的推动剂、助燃剂。我们已经感觉到，在本次科学家座谈会之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激发科技人员在职创新、分享知识创造的成果，成为社会共识，并且在很多政策上开花落地。

目前的问题是，打通这些科技创新激励激活政策在国有企业大力实施的最后一百米，更具有操作性、便利性、普及性。

其中，全面细化、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三部曲中各项激励措施在国有企业的应用政策，在国有技术类无形资产确权的便利化，强化国企科技人才的主体决策地位，转让、授权使用、投资入股等激励环节制定操作规范。

对于财政出资的、来自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在相关政策中已经明确诸如科技转化过程中的自行决定如何转化、是否资产评估、如何定价、怎样实现核心技术研发人员的收益、股权分享等等核心主体责任，但是对于由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出资的技术类无形资产，在转化过程中如何界定这些问题，如何履行便捷程序，目前尚缺少全国性的、操作层面的政策指南，只是在京津冀、上海地区局部有试点政策出台。个人认为，这个领域的政策配套，对于国有企业激活科技创新活力作用重大。

另外，国有企业要主动在更大范围内，对于科技型下属企业实施科技人员的股权、分红权激励，推动科技项目的跟投机制。2020年开始，通过“科改行动”的引领，各个企业集团选择了204家科技型公司展开市场化改革推动示范，这个过程既是摸索经验，也是标杆效应，各家企业深刻领会本次科学家座谈会的精神，就要在本企业大力推动、推广科改企业的经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完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资源配置，特别在技术要素方面，要着力激发技术供给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激活产权激励，激活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活力。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更加需要落实好这些政策。

6、强化全球研发布局

纵观世界500强企业的成长史和全球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从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的国际化分工，到包括研发创新在内的高价值环节全球布局，是一种历史趋势、成长规律。因为这是全球科技创新要素聚集不均衡、优势各异的区位因素决定的，也是企业知识创造的联通性、流动性特点所决定的，企业已经进入到“全球学习”的战略新阶段。这个阶段不会因为某些反全球化的逆流所长期影响，将积蓄力量，强力反弹。

中国大中型企业的全球研发和世界范围内科技创新，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开始，一些中国企业已经在欧洲、美国、印度等地建立了研发机构，一些企业初步建构了全球研发的初步形态。面对新的外部形势，中国公司不仅不能弱化外部合作研发的力量，而且需要更加主动，持续增强企业全球研发和开放合作的力度，根据全球科技要素分布特点，与世界范围内的大学建立合作研究项目，吸引国际科学家到本公司工作。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家座谈会”的精神必将持久渗透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方方面面。国有企业作为经济领域主战场的生力军，有责任、有实力将相关的工作落实好，引领好，具体从六大方面展开部署，我相信通过五年左右时间，一定可以看到“天高云淡、海阔鱼跃”的美好创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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